有记者采访我，要我谈谈“梁祝之乡”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等机构授名给了河南汝县的法律问题，我才知道这件事。法治社会里，一些笔墨官司，真的有可能成为公堂官司。
    我简要回答了三点：一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，中国国内法还缺乏明确的具体针对的成文法依据。2004年8月，我国批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，但由于签字国不够，该公约还没有生效，因此属于无法可依的状况；二、梁祝故事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一种无形资产，可以带来文化品牌、旅游开发等有形的财产，可以列入无形财产权范畴；中国的梁祝故事是民间传说演化而来的，被公认为源于宁波、绍兴的地方传说，近代的传播和在全球影响主要靠江南的越剧，周恩来总理将此向国外推介为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”也是以越剧为依据，因此这一遗产被某种机构擅自授予北方地区显然不当；三、按民法理论，对财产权的侵权行为，不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的侵权，都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，可以主张民事权利。因此，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停止侵权行为，将作出授权的机构列为被告，获得授权的地方可以作为第三人。法院按民法通则的总则规定可以受理。
　　中国的民间传说，像牛郎织女、后羿嫦娥、白蛇许仙、柳毅传书，都是事出有因、反复传说、附加累积、逐渐完整的。像梁祝故事这样有完整的发源地，并写进府志县志的并不多。现在公认的梁祝故事最早的影子，是南北朝乐府民歌《华山畿》：“华山畿，君既为侬死，独生为谁施？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侬开。”唐初梁载言《四番志》解释说：“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，即其事也。”到晚唐张读《宣室志》就形成了现在故事的完整框架，并明确了梁祝的发源地：
　　英台，上虞祝氏女，伪为男装游学，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。山伯，字处仁。祝先归。二年，山伯访之，方知其为女子，怅然如有所失，告其父母求聘，而祝已字马氏子矣。山伯后为鄞令，病死，葬鄮城西。祝适马氏，舟过墓所，风涛不能进，知有山伯墓，祝登号恸，地忽自裂陷，祝氏遂埋也。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“义妇冢”。
　　南宋张津《四明图经》又说：“‘义妇冢’即梁山伯、祝英台同葬之地也。在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，有庙存焉。”明代《三言两拍》的作者冯梦龙《情史类略》考证说：“梁山伯、祝英台皆东晋人。梁家会稽，祝家上虞，尝同学。祝先归，梁后过上虞访之，始知为女。归乃告父母，欲娶之，而祝已许马氏子矣。梁怅然若有所失。后三年，梁为鄞令，病且死，遗言葬清道山下。又明年，祝适马氏，过其处，风涛大作，舟不能进。祝乃造梁冢，失声哀恸。忽地裂，祝投而死。马氏闻其事于朝，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。和帝(502年)时，梁复显灵异效劳，封为忠义。有事立庙于鄞云。”
　　由于民间传说的广泛影响和时代久远，各地传说和演戏时都会附加上当地的人物掌故和地名。因此，梁祝的发源地在传衍中也就有了多种传说。
　　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家都在找亮点，找可以带来轰动效应的历史文化载体，因此争历史名人甚至传说名人的现象近年成了中国“地方形象策划术”中的一种现象。河南一些地方为争这个遗产，有了许多“梁祝中原说”的研究文章。学术研究没有什么不好，可以各抒己见。但作为一种确定性的授权，就不是学术争鸣的范畴了。这样一个本源清楚的文化遗产，被我们一些以文学权威著称的机构授给北方地区，是一种不尊重基本史实和艺术规律的市场经济下的异化行为，甚至可以称作闹剧。如果以这种授名为契机大肆投入开发，可能会是进一步的劳民伤财。
　　梁祝遗产地之争，给我们一些思考：一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，我们不但要注意有形资产的保护，更要重视无形资产的保护。这一点河南的做法倒是比我省有关方面要好。作为梁祝故事发源地的宁波、绍兴等地，对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发掘应当进一步重视起来。“端午文化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授给了韩国，对中国是一个教训。二是我们要落实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的衔接工作。要宣传这个即将生效的国际公约，要明确中国的主管机构。像这次对河南的授权，其主体资格就是有问题的。因为他不代表中国的官方机构，只是民间协会的行为。三是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要研究这种新现象。知识产权法的外延正在扩大，内涵也在深化。我们要高度敏感地研究这些问题，尽量使新出现的社会现象都能纳入法律可调整的范畴。